林彪与高岗

10 Jun 2012

来源：南方周末

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，左起：黄克诚、谭政、聂荣臻、萧华、罗荣桓、刘亚楼、高岗、林彪。

1953年8月，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。

我到林彪身边前后，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，在这次会议上，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，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。

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，从解放战争开始，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，四野大军入关后，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。后来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，地位如日中天。

这时，朝鲜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，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，全国的局势也逐步稳定下来，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，以“共同纲领”为基础的联合政府面临新一轮的工作调整。

林彪读书，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，有男医生和女护士。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，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，我到林彪身边后本来要我接替。但是叶群看我面黄肌瘦，怀疑我抽大烟，问我是不是有病，我说没病，她不放心，不让我靠近林彪，让我先任外勤警卫员，一段时间以后才让我担任林彪内勤警卫员。

我在林彪身边三年，林彪从来不洗脚，他只在杭州九莲村洗过一次澡。是澡盆，水温45度，我们几个警卫员把他抬进去，泡一泡，搓一搓，以后再也没有洗过。刷牙不用牙膏，洗脸用香皂。两条毛巾，小毛巾放水里，捞出擦一遍脸，在湿毛巾上打上香皂，往脸上、脖子上擦，擦完后紧接着用干毛巾擦干净。我们站在他跟前，怕他低头昏倒，给他递递毛巾什么的。1955年以后林彪洗脸不用香皂了。他很少出汗，衬衣一星期换一次，挺干净的。一出汗他就是病了。他出汗没准儿，冬天挺凉，他感觉出汗，只是他自己感觉，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，只是他身上有点潮。他不说出汗，你不知道，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，精神不太好。

林彪吃饭以青菜为主，不喝水。馒头切成小方块，放在碗里蒸，倒开水一泡，一顿吃二两。黄瓜放盐，不放油，煮熟，连汤带水，吃点黄瓜片，吃菜花，不吃炒菜。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，那时尽拉稀，从来没有便秘过。他三餐不重样，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，切成一块块，吃一碗藕粉，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。杭州吃过鲥鱼，青岛吃过鲫鱼。吃红烧肉切一小块，不能有一点肥肉，小米粒大的肥肉也要弄出来。

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，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。那时还没有做卡片，他在书上写眉批，有的字特别小，小到小米粒大小，有的字特别大。他看过的书，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。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，像《反杜林论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自然辩证法》等。林彪看书有个特点，一看就放不下，甚至饭不吃觉不睡。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：“首长吃饭吧”，然后我就走了。过半小时我去收碗，一看饭还没有动，来回折腾五次。快到中午，我说首长，你早饭还没有吃。林彪这才吃了早饭，饭后不大会儿就午睡了。

林彪对高岗来访挺冷淡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，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。夏天他找凉快地，颐和园住了一个月，搬到遗光寺，南草厂也住过。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。那时林彪成天在屋里躺着，胡子半尺长。谁来见林彪，都由我们通报。有一次我值班，林彪在屋里听到汽车喇叭响，叫我去看一看，是不是来客人了。我报告林彪，说没有来客人，是司机不小心把汽车喇叭弄响了。

在我印象中，有两个人说来就来，从不提前打招呼，一是高岗，二是刘亚楼，就这两个人随便。有一次在青岛海边，大中午的，别人都睡了，就我在树下乘凉。刘亚楼来了，问“在不在”。我以前见过刘亚楼，他穿戴整齐，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，穿着破衬衣，我没有认出他来，也不知道他问的“谁”在不在。我问：“你是哪的？你找谁？”刘亚楼也不说，只说叫秘书来。秘书赵川来了，大老远就喊“刘司令”，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，他是问林彪在不在。

那时高岗老来，但林彪对他挺冷淡的。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十分钟，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。我对林彪说“首长休息吧”，林彪说“等一等”。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，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。

那一段时间，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。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，林彪急急忙忙起床，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。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，到了杭州。那时警卫员有四十多人，一个排，整天在门口站岗。他只带了十几个人到杭州，裁掉一半多，包括我留下七八个人在北京。那时北京的负责人是李文海，后来他在人民大会堂任警卫连长。林彪去杭州后，我们把家从遗光寺搬到毛家湾。

1953年春，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“八大”，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。10月28日，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。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。据记载，高岗借谈政治局开展增产节约和粮食统购两个会议的情况，动员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。

高岗这次来我还在北京留守。12月底，叶群叫我到杭州。我见高岗来访过一次。当时我还有些奇怪，高岗来了，林彪仍躺着不起来。叶群让我告诉高岗，首长睡了，高岗就走了。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，高岗就再没有来过，李力群（高岗之妻）来过两次。

王汝钦，1951年入伍，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，兼作护理工作。1981年转业时担任某仓库副主任，1995年退休。<!-- more -->

林彪给刘亚楼的两封信

1953年10月25日，林彪在杭州回103（刘亚楼）的信，不赞成103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。林彪在信中说：“亚楼同志：关于高（岗）所谈机构问题，盼你不仅不要对张、邓不必谈，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。高（岗）对我的估计是很高，态度是万分诚恳的。且主席亦重视我，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，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。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，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。林彪。”

1954年2月初，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，说：“刘亚楼同志，我对高岗的意见，请你转达。我不同意他的意见（七届四中全会前，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），并请他考虑。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，非常信任。他的意见不妥，我不会考虑。”刘亚楼立即把林彪的意思转告高岗，并对吴法宪说过。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，吴法宪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了这封信。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吴法宪将此信交给林彪，林彪扔进马桶，被叶群拾出。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在（叶群）准备外逃的文件中发现。

叶群让高岗夫人李力群转给高岗的信

1953年11月28日，叶群托李力群给高岗一封信，汇报了林彪的病情，有一点好转。李力群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后有揭发材料。此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来的。

高主席：

趁力群同志回京之便将林的近况报告给您。

近一个时期林的身体还好，一直没有发起烧来，每天仍坚持两三个小时的郊外汽车运动。有时天晴阳光好时也可在院中散散步，但不能太久，也不能遇风。遇风遇寒仍有出大汗及神经不安等现象，但不似去冬今夏之严重了，抵抗力亦在逐渐增强中。记得去年冬天房子要烧到22度高的温度，人穿了厚毛衣二件，呢子衣服及丝棉裤等还叫冷，还不时感冒。现在只穿薄毛衣一件，外罩薄呢衣服，可以适应20度的室温了。至于今夏不能行动，只能躺在躺椅上，还不叫别人动的怕风情形也大大减轻了，行动自由得多了。收到这样效果的原因，除病重时用了链霉素扑灭了炎症之外，最近主要还是由于：（一）采取了每天乘汽车在郊外转三小时的办法，这样既活动了血脉，增加运动，又借观玩风景转移了对病的注意，使人渐渐得到调整，使神经得到安抚。（二）则是改善了营养，现在能吃几种肉类及黄瓜、藕粉等，比过去一碗馒头一碗豆腐的素食办法是好多了，人也胖了，现在还争取他更安心的［地］坚持这个休养，知您十分挂念，特报告他的近况。并希勿念。

林也再三嘱转力群同志注意您的身体，忙中务希保重，应增加营养及休息时间。切勿弄坏。

最近两天华南送来点本年的柠檬及广柑给林。特趁力群同志回京带给您一点尝一尝。

林彪同志嘱我附笔问候您。专此

敬礼，叶群11月28日

林彪与工作人员

从1953年10月之后，林彪在杭州保健路一号住了两三个月，然后搬到西湖九莲村，住了半年左右。我的工作就是打针、喂药、打饭，那时连个暖壶也没有，开水也由我们内勤打。我在他身边三年，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。

在九莲村，林彪亲自交代：我这病需要身体活动，我本身不能蹦跳，需要有个晃动床帮助我运动。本来在北京身体很不好，吃饭都要喂。这回我从北京来，到杭州不用喂了，就是火车来回颠，我觉得身体挺舒服的。我现在不坐火车了，能不能做个上下颠的床？现在做个颠床特别容易，那时很难。技术人员用个把星期做好了，特别笨重，底下四条床腿装有弹簧，后面是电动机，噪声大，弹簧也响。震动又太厉害，林彪只睡了两晚，就再也不睡了。

后来，林彪就开始转车，靠汽车帮助运动。每天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有时甚至三个小时转车。在杭州转到六和塔、钱塘江……天好的时候林彪也在院子散步，叶群常常拿个照相机给林彪拍照。

我记得在杭州三年间，毛泽东来看过林彪。毛泽东到杭州、广州至少五六次。来看望林彪，林彪不出门迎接。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，一般半小时，四五十分钟。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，毛主席一进门，林彪、叶群都在，我站在跟前。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报告你们好消息，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。”1955年林彪在广州，住的是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，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，没有来，叫江青代替他来。

林彪在杭州住了一段，坐火车去了广西桂林，住了两晚，又坐火车到了南昌。在南昌住了半个月，记得有一次去看南昌起义的地方，是个四面围墙的营房，有一堵墙塌了一个缺口，林彪对叶群说：“我们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。”

开会忘带老花镜

1954年5月中下旬，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，以后又到了青岛。9月15日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，林彪本不准备参加。他给毛主席去电话，毛主席回电话，“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，叫他一定要参加”。

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8月17日，高岗服安眠药自杀身亡。

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。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，朱德、罗荣桓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都来了。我把茶摆上，听朱德说：“咱们推选个组长吧。”林彪说：“叫小平呗。”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。大伙说“行了，行了”。邓小平说：“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……”我就出去了。

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，忘记带老花镜，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。可能着了点凉，回来发烧39度多。这是我在他那里三年，他病得最重的一次。北京医院派了一位姓刘的医生，诊断是感冒，让我给他打了退烧针。林彪对我说，这几天你辛苦辛苦，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，争取之前退了烧，我必须到会。

我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。我守着林彪，他睡在床上，我睡在单人沙发上，白天黑夜，只要他一喊，我就马上起来护理他。9月26日，林彪烧退了。他很高兴，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。这样，明天放你一天假，好好休息，这几天你累了。